1920年，在陕西东部，一个婴儿降生在黄河岸旁。韩城，这座被称作黄河“龙门”的城市，这座两千多年前曾被太史公一支健毫点亮的城市，会赋予这个婴孩怎样的天性和禀赋，他的命运是否也会像九曲十八弯的黄河一般跌宕起伏？喧嚣了几千年的黄河“龙门”，水浪踊跃，如山如沸，雾气蒸腾，此刻中国的国运同这黄河岸边降生的婴儿一样，在山河起落中，渺茫难测。

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日本爆发经济危机。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蒙古宣布脱离中国，日本裕仁太子（昭和天皇）摄政。中国这个部分脱离旧制，处于近代化发展阶段的古老国家尚且不知前方有什么样苦难在等待着她和她的人民。

一.神土劫变，较以西北之风

辛亥革命过后，随着政治理念的变迁，传统礼制的颠覆，以及西方教育新潮来袭，尤其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群体的公民身份意识强化，推动着学生在社会参与的途径上日趋激进。又受到联省自治运动和教育独立运动的影响，学生自治形成热潮。学生们要求自己管理自己、组织各种社团、参加学校管理和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这些学生自治组织在日后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中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一个婴儿成长为健壮青年的十几载里，黄河水荡涤着他的血液，韩城鼓锣击打着他的心房，秦地夯实的泥土滋养着他的筋骨。在卫佐臣成人的这段岁月里，北伐的号角，南昌起义的枪声，卢沟桥的炮火给中华大地带来巨大的震动。这个十八岁就加入共产党的进步青年，怀着满腔报国的热血，渴求为国家与民族的未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危急，华北危急，西迁来陕的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战局紧张，潼关告急，古城西安频频遭到空袭。1938年3月，国民政府做出决定，将西安临时大学迁往汉中。经过半个月的跋涉，临大举校南迁到汉中三县六处，其中校本部及文理学院、教育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设在城固县。1938年4月3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复称国立西北大学。

1942年，卫佐臣进入西北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就读，入校后，他满怀激情创办刊物，组织校外课内学生活动，创办学生社团。“我在学校就是个学生头，我成立了一个大的学社叫“西北风”学社，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大气。当时我们这个学社，男的女的都有，很快就成立起来了。大家都是好朋友，（就方便）互相帮助，（为了让）大家伙都互相约束（共同学习进步），所以我就建立个这个西北风学社。”老先生面带笑容地回忆道。

二．国体蹒跚，追以马列之行

除了创办学生社团，卫佐臣也积极参与学生自治建设。自从刘季洪担任校长后，对进步组织的高压政策，进行特务统治，严禁成立学生自治会之类的学生组织。但即便如此，学校内实际上潜藏了一部分进步力量，只要有机会出现，这种力量就会迸发出来。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工委领导下、在“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帮助下，卫佐臣作为负责人成立了“西北民主青年社”，简称“民青”，“民青”是党的青年学生外围组织，著名诗人牛汉即为其中的成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2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高校组织学生进行反苏大游行，当时，刘季洪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在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虽然不在城固，但他通过打电报等方式，指示亲信在城固进行反苏大游行，校方即以全体师生的名义，发布了三个反苏通电。此举遭到一些进步师生的反对，季陶达等六位教授公开发表声明反对，校方随后解聘了这六位教授。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地下党员、“民青”组织负责人决定成立学生自治会，反对反苏游行，并要求结束国民党在学校内的特务统治。在国民党组织反苏游行过后，学生自治会组织进步学生举行了反帝爱国游行。

学生自治会成立后，校方并不认可，开除了几位进步学生，于是学生自治会决定罢课，同时派请愿团到重庆和刘季洪谈判。刘季洪表面答应“好说好说”。回到城固后，他采取措施：允许学生自治会成立，但要在校方指导下进行，意思是要对原先成立的学生自治会进行改选。但是，改选后的自治会，其主要干部仍为原来的人员。至此，刘季洪彻底宣布校方不承认学生自治会，同时威胁如果不解散学生自治会，进行复课，就要停发贷金，甚至宣称为此不惜解散学校。卫佐臣老先生道：“那时候刘季洪是校长，他从重庆开会回来，我们就同他谈判。叫他承认学生自治会，他不承认，学生认死理。既然你不承认，那我们就把他赶走。”学生自治会主席团成员决定接管校政，把刘季洪赶出学校。西大校园内贴出标语“民主和刘季洪不能同时存在”他们冲进刘季洪办公室，牛汉等人下了校警的枪，同时没收了校印，刘季洪当天离开学校逃到汉中。“自由声中驱逐刘校长，民主潮下卷走蓝文征（训导长）”。

刘季洪此举引起了学生自治会更大的反抗，离开学校后，刘季洪即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陕西省政府及汉中警备司令部求援，要求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他组织起了由国民党、三青团学生构成的护校团，在军警配合下，逮捕了包括牛汉在内的学生自治会的一些成员。刘季洪又对拥护学生自治会的学生采取停发贷金和拉拢等两种手段，实行分化瓦解，重新控制了西北大学。至此，西北大学的这场学生运动被镇压。

在斗争日益严峻之时，地下党负责人李敷仁同志指示学生党员妥善撤退。卫佐臣遂通过主席团会议和全体学生大会宣布学生自治会自动解散，拟迁回西安后再战，并安排学生自治会领导成员连夜撤离城固。

“那时半夜在礼堂开了会我讲了话，（之后）我（就准备出城）翻越秦岭（进行转移）。 那时在城固县登城门口，国民党的大兵扛着长枪长刀，有七八个兵守着（城门）。当时我讲完话走的时候，有好些人欢送。（我们）那时候年轻、勇敢，到城门口时不害怕。（看城门的兵）担着长枪，我拿着一个垒球棒子， 在大衣里藏着， 晚上把国民党的七八个兵竟然吓住了。 他们七八个人 我（和卢永福）两个人，我们不理他们 。”卫佐臣老先生的回忆里，这一夜仍然历历在目。

走出城固后，卫佐臣黎明时分到达洋县县城，在城里采购了草鞋、大米、食盐、干卷馍等物，经华阳镇进入秦岭。在这条行人极少，怪石嶙峋深山古道上，二人风雨无阻地前行着。在艰难的登山路上，他们人在云中，快要登顶时却在山腰遇到暴雨，乌云盖日伸手不见五指，历经千难万险爬到山顶，只见山腰一片云海。快要走出群山时，迎面看见一个山寨，上面驻有国民党军队，二人遂绕道而行，却在半山坡迎头碰见刚刚抢了老百姓鸡鸭粮食的两名国民党士兵，当兵的见二人身着大衣，以为是当官的来收拾他们，竟然躲在草丛中让我们通过。出山不远，二人即进了盩厔（今周至）县城，准备填饱肚子，不料一进城就见墙上贴有《西京日报》刊载的通缉卫佐臣、卢永福等的通缉令。二人复出城赶至普集镇火车站，乘火车连夜赶至西安寻找地下党接头。

二人本拟直奔延安，但西安局势日益恶化，与西北大学单线联系的地下党李敷仁已先被救去了延安，仅见到了杜斌丞先生，而杜家很快被监视，阴差阳错好多时日没有接到去延安的组织关系。最后，卫佐臣只好向北平转移，并耗时月余于5月23日才到了北平，与次年才找到了北平地下党，从此开始了他在北平的上层统战生涯。

三．京华烟火，随以秦陕之源

卫佐臣抵达北京后，依靠同乡会馆和同学在北京城扎稳了脚跟，并联系上了北平地下党，干劲十足地投入到北平的地下统战工作当中。时任华北文法学院院长的王捷三，与卫佐臣同来自陕西韩城，通过同乡会馆结识后，因欣赏卫佐臣的才识和能力，推荐他到华北文法学院任职，随即他成为王捷三手下的秘书兼招生主任。这一共事就是多年，两人也因此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7年北平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大游行期间，有人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密告卫佐臣鼓动学生参加游行，李宗仁让王捷三院长查处，王捷三在李宗仁面前为卫佐臣辩护，尽力掩护他，使卫佐臣得以在北平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在其统治区内的各大城市中，进行“八·一九”大逮捕，镇压民主势力。华北文法学院是北平市当局镇压的重要院校之一。8月18日深夜武装军警包围了华北文法学院，10多位进步学生被敌人逮捕入狱。与此同时特务带领宪兵到东斜街32号搜捕卫佐臣，当日凌晨他得悉学校已被敌人重兵包围，及时转移到南池子11号王院长家中荫蔽，使敌人未能得逞。

在1948年11月，卫佐臣介绍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崔月犁到王捷三家中会晤，两人商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诸多事宜。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并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31日，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在和平解放北平这一历史性事件中，卫佐臣起到了搭桥铺路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卫佐臣一直奋斗在建设新中国的第一线。他先后在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冶金工业局担任领导。曾任北京市铜加工总厂党委副书记兼厂长、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龙门旅游资源开发基金会会长、龙门旅游资源开发公司总经理。他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后半生。

四、春秋代笔，痕以汗青之本

大雁北飞，但始终不忘曾经成长的巢穴。多年来，卫佐臣不曾忘怀母校对他的培育之恩，退休后一直致力于京源校史中北平大学的材料收集和研究，并编成了十余万字的研究文集，由张岂之先生作序已出版，并从调查京源校史中现有遗留的校址出发，摸清了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等校址的现址，对保护这些遗址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建议。为恢复母校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填补母校校史“京源”部分研究的空白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卫佐臣作为西北大学首个地方校友会—北京校友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85年担任校友会副会长、秘书长，历任校友会会长、名誉会长。卫老在职期间，将北京校友会成员人数从400余人发展到1700多人。为北京校友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曾和工程院士张彥仲一起陪同学校领导向时任教育部长周济汇报西北大学省部共建的意义及学校的基础和准备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卫老还安排并促成了张廷皓校友陪同王岐山副总理视察陕西期间（由陕西省委、省政府组织），看望恩师张岂之先生、接见西北大学书记乔学光、校长方光华，促进了母校的教育和建设事业。

在十年前的北京校友会的年会上老先生讲到：“聚会开始时，听到国歌和校歌非常感动，我们北京校友会的宗旨就是团结、友爱、爱国、爱校。”当时的他十多天前刚经历了大手术，还在术后康复期。即使身体欠佳，他依然牵挂着母校，他心里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情感，他曾说爱国爱校是我们西北大学的光荣传统。这般奉献母校“火一样的热情，大公无私的品质”老先生坚守了几十年，并且身体力行，让人感动不已。

采访接近尾声，我们问及卫老对现在西大青年一代有什么建议时，他语重心长的说到：“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情况，社会是很复杂的，没有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为人处世更要仔细判断，谨慎交往，担负责任，要知道，‘为人’可是永远念不完的大学。”老先生这一番知人识人为人的话，让我们几个小辈受益匪浅。最后，当他从我们手中接过刻有自己姓名的蓝田玉印章时，满怀欣喜的说：“这可是件宝物啊，感谢母校，感谢对我这么多年惦念。”

卫老的一生是快乐的，他的快乐建筑在对真情的付出中。无论是对亲人，友人，还是对母校对祖国，对自己，他都始终满怀赤诚。卫老也是个酷爱旅游之人，在亲人的陪伴下，他走过了不少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卫老的书房里，我们看到了一张张记刻着亲情、友情欢乐回忆的相片，信笺，手迹，都被卫老整整齐齐的收藏在一个箱子里，视为弥足珍贵的财富。

身处和平盛世，上世纪的战乱和斗争风云，以及经历着战火和改革风霜洗礼的人和事，都在渐渐离我们远去。拜访这位期颐之年的老校友，使我们重温了祖国和母校的那段历史，蓦然回首间，万重山显万重山没，在母校的怀抱里，我们又变成一代人，一样勤勉求知、一样本分做事、一样本色生活。末了，想在这个方寸之地，祝卫老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