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益，生于1939年，武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1959—1963年就读于西北大学地理系的自然地理专业。从1964年至70年代在陕西省水电勘察设计院地质队工作，从事水电工程、地质勘察等工作。参与过宝鸡峡工程、石砭峪水库、溶洞等地的勘察工作，负责技术方面问题。1974年调到湖北化工部地质大队（湖北荆州），从事矿山、水文地质工程方面的技术工作。1988年1月调回武汉工作，直至现在，从事环境监测、调查等工作。1991—1992，从事环保技术、技术情报交流等工作。参加过三四次技术方面的经验交流会。1998年，任《城市环境》编辑部主任。1992年，出版《武汉科学成果汇编》。曾出版过两本论文集，获武汉市科技成果二等奖，期刊获全国三等奖。

“当时的我只是在高中学习的时候对地理很感兴趣，但是由于信息不像现在这么便利和易得，所以大学的地理学科主要学些什么，未来要做什么我都不是很清楚。那时候，对地理学科的了解，就是地理课本上的各种图画和线条，觉得有趣就想当然的报考了西北大学地理系的自然地理专业。”也就是这样“想当然”的报考，却成就了陈昌益这位不可多得的地理勘探工作者。

始于西大，是怀念与感动

其实当时去采访的时候，我是有些担心的。担心这样一位已经年入古稀的老人能否记得起他在西北大学求学时的事情。但是等到我们开始采访之后，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

“我们的当时一个年级有六十一位同学，一共分了两个班，一共有四十余门课程，当时的西大的名号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教我们的教授都可优秀了。就像我们系的付税晶教授，在德国留过学，担任过军事教官，尤其对欧洲各国同语言的细微差别很了解的，就像陕西各地的方言那样细微的差别，他都知道。同时他还是国民党外交部疆域司司长，就这样的资历在西大也只能是二、三级教授。很多教授都是留过学，学术上的成就都很棒的。”

当听了这些，我对我的采访松了一口气之余，更多的是赞叹于陈昌益对母校的深深眷念。“要是没有西大这么多优秀的教师，我也不会有牢靠的基础，工作后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发现和创造了。”陈昌益这样感叹道。

陈昌益一个在江南水乡生活了十几年的人，刚来西北地方，面对干燥大风的生活环境，立马反映出来有些水土不服。身体的水土不服导致他的免疫力变差，这时，由于初中的时候照顾生病父亲时得的肺结核，就立刻发了病。在他有些失望的时候，西北大学的人性化体制给了本以为有些暗觉前路有些迷茫的他，一个新的希望。

“那个时候，西大专门为像我这样的病号开设了两个病号院，一个住得了肝炎的学生，一个住得了肺结核的学生。我们吃住都在病号院里，但是日常上课还是和同学们一样。甚至当时病号院里的食堂也是分开的，肝炎的学生一个灶，我们一个灶，对比其他的同学来说，吃的还算比较好的呢。”陈昌益回想起当初在病号院的生活，略带些激动地对我们说。

西北大学人性化的体制和方法以及众多优秀的教授讲师，让陈昌益在其中专心学习，心无旁骛。为他日后的研究、勘查工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感叹到“若是没有西大这样兼容并包的精神，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环境，我日后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成就。”

成于西北，是奋斗与不懈

1963年，陈昌益从西北大学地理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水电勘测设计院的地质勘探队，专职从事水文地质勘察工作。水文地质探勘，可是一份苦差事，尤其是岩石水文地质勘查方面的工作，几乎每天都要爬山，进入深山做勘测。这对于小时候腿受过伤的陈昌益来说，并不是一件易事。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不断克服，不断挑战着自己的极限。

“我从事进山勘探这样的基层工作一共进行了七八年不止。那时候没有现在的条件，我们就跟随性的好多工人同吃同住。有些时候因为要搞测绘，进行岩溶调查，经常在泥水里一钻就是三四个月。当时的农民也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工作的，就经常戏谑的调侃我们说，你们这些工人好辛苦啊，成天都泥泥水水中淌来淌去的。比我们做农活的还要辛苦。”陈昌益回忆起当时的在基层工作的场景，笑着告诉我们。

从1964年至70年代，陈昌益都在陕西省水电勘察设计院地质队工作，从事水电工程、地质勘察等工作。参与过宝鸡峡工程、石砭峪水库、溶洞等地的勘察工作，主要负责技术方面问题，将采集的样本进行分析，并在同时做水文地质实验。他虽然是自然地理专业，但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学习了普通地质学，黄土学，第四纪地质学，水文地质学等7门地质学的课程，所以面对一般的地质问题，他也能搞定。

在西北地区进行工作的这些年，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1969年，在宝鸡峡沿边渠道搞勘探的那段日子。“那个冬天很冷的，出门都是冰天雪地的。由于宝鸡峡泥石流滑坡严重，曾经将附近的铁轨冲出一百多米，又处于黄土高原的边缘上，最怕滑坡、泥石流等问题。要整治这一段，那么勘探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当时环境十分艰苦，在工作的那段时间，我们勘探队的成员几乎每天不停歇的工作，还经常熬夜，去实地做考察的时候也是很难的。但是既然是组织交代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一定的完成了，完成好。最后终于得出了勘探报告，可以说为后来的工作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在北方的勘探工作，工作的环境都在山里或者荒凉的黄土高原上，条件十分艰苦。常常在工作之后没有办法做饭吃，有些时候跑野外，几天都吃不上一顿正经的饭，只能随身带着粮票之类的，见到人家，把粮票给人家，换一口饭吃。长期的饮食不规律，导致后来胃溃疡十分严重，陈昌益才被迫回到机关，而后一年便被调回武汉。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他从没有抱怨过，不因为自己是大学生的身份就看不上基层工作。实践出真知，陈昌益正是从不断的实地勘探实践中，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到武汉，是探索与坚持

从1988年1月调回武汉工作后，直至现在，一直从事着环境监测、调查的工作。由于地理环境的变化，陈昌益的工作方向也发生了变化。他在西北主要搞水利，而在湖北主要是勘测矿山，面对全新的领域，他告诉我们这得在校学习内容的基础上，面对具体工作时候，举一反三，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常常需要自学一些相关课程的内容。然后不断实验自己摸索。

“像原来我们西北地区一般都做的是压水实验，因为当地的水位都比较低，所以要做压水实验。但是回到了武汉，当地的水位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我们就不能做压水实验，就要抽水实验，当时在具体的地方做抽水实验的时候，一做就是一个月，由于经常任务紧，但是能做的人却很少能做这个，所以，就只能加班加点的做。我当时做的工作就是收集数据，看到时候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什么要求。原来都没有接触过，只是知道一些基本的理论，关键还要自己探索研究。”谈到回到武汉之后的工作时，他用这样的例子简单介绍了当时他的一些工作。

陈昌益所在的单位是武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而他需要做的工作就是为一些企业做矿金最大容水量的预测，在进行预测之后，又需要做出到最大的时候如何进行排水，排水系统的建立等这方面的工作。在多年的工作中，为当地所在的矿山开采和保护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1991后，他主要从事环保技术、技术情报交流等工作。1993-1994，当时由他主要参加“电磁辐射污染”调查，他向我们就介绍：“医院低频设备，汽车打火都有污染。就像一般的塑料封口器，它的污染是很大的，附近的电视和电器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虽然短期内不会产生影响，但是时间一长，对人体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值得一提的是，陈昌益在工作的同时还十分注重方法的研究。1998年，任《城市环境》编辑部主任，所编的期刊曾获全国三等奖，他曾出版过的两本论文集，也获得了武汉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埋头苦干是好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在苦干中总结，在总结中进步。这也许就是陈昌益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优秀环境工作者的原因吧。

寄语学生，是经验与勉励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问他有没有相对学弟学妹说的话吗？他想了想对我们说：“很多学生好高骛远，认为自己读了几年书，就高人一等，非大单位大机关不进。其实也可以从基层做起。我自己就在基层待了7—8年，由于在生产组经常工作，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很快的发现问题。”

他还说现在好多大学生自理能力很差，到了大学里，很多事情还要靠父母。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帮助他们，不应该一味地索取，同时还应该时刻考虑别人的感受，不能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在提高自己的同时，努力提高自己的独立意识和与别人合作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