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张润棠，西北大学1982届历史专业学生。他26年如一日,坚守在文物事业管理工作岗位，任至宝鸡市文物局局长和市政协第七届学习与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他笃实力行，为宣传《文物法》、加强田野文物保护、开展地域文化研究、筹建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组织杨家村窖藏发掘与展示、承担重大接待的讲解任务和培养文博人才等方面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爱好文史写作，内容所涉广泛，既包括工作期间的纪实和学术论著，又有为家乡编撰的村志，还有诗词集等等。在工作和学术上均做出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学起上痒之地
张润棠生于1947年7月，是“老三届”高六七届学生，毕业于曾是陕西省十所重点高中的宝鸡长寿中学，上大学深造一直是他心中的梦想，而位于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更是他心仪的高等学府。恢复高考后，他填写报考大学志愿表时，却有点胆怯，起初放弃了填写重点大学栏目。他说自己十分感激国家给老三届学生以深造机会，但觉得自己年过三十，能上个师范中文专科就不错了。在招生办老师的鼓励下，张润棠的第一志愿填报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却未敢有奢望。1978年秋，当他接到西北大学招生办的录取通知书时，感到了万分的惊喜，从此也开始了他四年勤奋踏实的大学生活。
张润棠出生在山西省壶关县的一个小山村，1956年他9岁时随母亲迁移陕西宝鸡，终于和转业地方的父亲团聚了。父母寄予厚望，他也刻苦学习。历经十年风雨，在而立之年有了这样的学习机会，他是倍感珍惜。
当时的历史系一共70人，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年仅16岁。刚进入西大校园，张润棠觉得一切都新鲜。他们的宿舍是八个人上下铺，晚上十点熄灯铃响了之后，仍然有人熬夜在学习。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上大课，人很多，所以都会提前去抢前排的座位。学习功课很紧张，每天都要学习大量的知识，整理大量的笔记，图书馆里面总是座无虚席。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四年充实的学习生活，他学到了扎实的专业知识，并且成功地运用到了以后的工作中。张润棠回忆道，直到若干年后，他的梦里还出现在图书馆抢不到座位的情景。他说，他们当年真的是如饥似渴地在学习，周末他不是去南院门古旧书店淘书，就是在教室看书，也在大操场僻静处背诵英语单词，等等。由于上大学之前已经工作多年，他希望把错过的十年时光补回来。在畅谈中，张润棠提到英语老师对他的影响很大，开学第一节英语课，毕林普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能有读大学的机会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你们一定要珍惜在大学学习的时间。”这句话对他的学习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老师和家长对他们寄予厚望，而他们也刻苦攻读，努力学习，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量，增长自己的见识。
当然除了学习，大学生活总会有很多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谈及社团活动，张润棠言语间总能让我们感受到他当年的蓬勃朝气。他和年经的同学经常在学习之余锻炼身体，踢足球、打排球、打太极拳等都有所涉及。他们班里还曾组织参观革命纪念馆、游览翠花山等户外活动，也组织猜谜语、击鼓传花等文艺聚会，还开过太学生的恋爱观讨论会等有益的班会。张润棠激动地告诉我们，喜欢猜谜语的他每次在这种活动中都能得好多分。虽然他已离校多年，但我们仍能从言语和表情中感受到他年轻时对大学生活的怀念深情。
谈到同学和母校，张润棠的言语间无不流露出思念，“我们77、78、79级的同学之间关系都很融洽，现在都一直保持联系。”聊到校友时，他提到了在选修课上认识的79级历史班的张世民，两人是忘年交，至今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彼此写的作品都会一起分享交流，为此张润棠有诗：“龙井酬知己，促膝伴月明”。前些年，他们的老班长萧正洪建了一个名为“西大历史的光荣”的微信群，大家互通信息，悉数过去的时光，也交流学界新论等。虽然离开西大好多年了，但张润棠认为，母校不仅教会了他许多知识，还让他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胸怀，并凝结识了友情，恩师的教诲没齿难忘，“公诚勤朴”的校训永远激励着他不断前行。在西大的生活，是他这辈子最难忘的经历。他对母校的情感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淡化，反而更加浓烈、深沉，此次我们采访过后第二天竟然收到了来自张润棠先生的感怀诗作，令人欣喜。
七律
母校惠赠印章和校友会同学来访有感
青玉一方映草堂，胸中眷念紫藤长。
寒窗月伴研经史，热土风餐著锦章。
校训膏泽没齿报，恩师教诲本心扬。
岳阳楼记思忧乐，尽瘁鞠躬慨以慷。
职尽青铜之乡
张润棠在省委宣传部工作两年后回到宝鸡，先在宝鸡市委宣传部，后调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分管文物等工作，1996年奉命组建宝鸡市文物局。文物工作是他钟情献身的事业。“文博系统的好多同志是西北大学毕业的，校友们同心同德干工作，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开心”，对于将整个心思都投入到文博事业中的张润棠来说，这种氛围无疑是锦上添花。
在他整个工作历程中，发生过很多重要而意义深刻的事件，每个成就都离不开他在工作中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还有对文物保持初心的热情，这一点啊，在访谈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出，他在讲起文物工作经历时仍然神采奕奕。
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的考古发现对张润棠来说至今都记忆犹新，谈起来激动不已。2003年1月19日，杨家村的农民在为盖房挖土时惊奇地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用张润棠自己的话说，这次的杨家村发现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偶然事件。张润棠说，发现文物以后农民非常兴奋，在纠结半个小时之后决定上报政府主管部门，这又是偶然中的必然。这一结果得益于张润棠之前从事的文物知识、文物法的大众宣传工作，长期以来的不懈努力，最终文物宣传在宝鸡形成了较好的效应，农民群众对文物有了更加理智的认识，从而选择了最正确的做法。
市文物局值班同志接到电话后非常重视，叮嘱道：“你们一定要保护好现场。不要声张，等候文物专业人员前去处理！”张润棠得到报告后，立即决定赶赴现场，当驱车到达眉县杨家村时，四周一片漆黑，经现场同志的手电筒光才摸到文物发现处，这个发现位于约20米高的半崖之上，看到这是个完整的青铜器窖藏，他感觉到这一发现非比寻常，不禁惊呼道：“这应是2003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啊！”当然，文物新发现的价值如何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它上面有无铭文，及其内容包含的历史信息多少和大小。因为铭文可以验证很多历史的真实性，对文物和历史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这批器物由于是洞式埋藏，没有受到水土的浸蚀，因而字迹十分明显，可谓是宝中之宝啊。他们一行从晚上8点到10点对文物进行了规范性抢救发掘。当把文物装车要开走之时，村民挡住了，张润棠前去和农民热情沟通道：“文物是国家的，只要保护文物有功，一定奖励，这次还要重奖。”毫无犹豫地答应了村民要一万元唱大戏祝贺的要求。
在对文物进行入库、编号登记、清理、考释后，发现一共有27件青铜器，铭文达4000多个字。这27件青铜器分别为：逨盘、叔五父匜、逨盉、“天”盂各1件、单叔鬲9件、单五父壶2件、四十二年逨鼎2件、四十三年逨鼎10件。除铜盂之外的26件器物均属同一人所作器，作器人为逨，“单”为此人的族性，“逨”为其名。国家领导人称誉杨家村青铜器为“旷世瑰宝”，专家盛赞其是“21世纪第一次重大考古发现”。
张润棠所撰从发掘到北京世纪坛展出的纪实文章“黄土藏国宝一出举世惊”，除了供新闻媒体采用外，先后被《陕西文学界》《人民文学》刊载、《陕西历史文化百部丛书》出版、《西安日报》《宝鸡日报》连载、宝鸡电台连播，编入《三秦60年重大考古亲历记》一书，撰写的论文“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述评”被《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刊登，“文物宣传应面向社会大众”被国家文物局《文物工作》刊载，等等，起到了巨大的宣传效应和良好的社会效果，促进了学术研讨的深化。
这批瑰宝得到了及时发掘保护，并且得以完整地保存在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对推动宝鸡的文物保护、博物馆事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此前曾发生过上调宝鸡博物馆文物的事情，当年如果如数调走，宝鸡所剩珍贵文物就寥寥无几了。宝鸡是周秦文化发祥地，出土的青铜瑰宝陈列在本当地的博物馆，才更能体现其自身价值，这自然是最好的归宿了。经过力争和沟通，得到上级领导和专家的理解和支持，使得宝鸡博物馆事业有了深厚的基础和发展前景。张润棠在工作既体现了大局意识，也为宝鸡的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后劲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奉献。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建设更是倾洒了张润棠很大的心血。1988年12月，张润棠由宝鸡电视台副台长之职调任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恰逢新青铜器博物馆筹划建设的移交工作，于是建馆工作便是他新官上任的第一个重任。原来的市博物馆位于金台观，曾出现滑坡险情，所以新馆的选址至关重要，既要保证有足够的面积，更重要的是安全。经过慎重考虑后，最终的地址定在人民公园南路西侧，共征地20.7亩。
博物馆建设前期准备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确定博物馆的设计造型。形式设计一定要符合青铜器之乡的特色，为此专家、领导对四个设计单位的八个方案进行评选。张润棠发言中以“越有地方特色，才越有世界性”而力挺西安冶金学院设计院张勃教授主持设计的“平台五鼎”方案。这一方案借鉴西周三种青铜器：方鼎、刖人守门鼎和铜禁形制，凝练为“平台五鼎”建筑造型，其收藏、展示、管理、经营等功能比较齐全。
作为一个大博物馆的建设，建设费用之大可想而知，虽然市上和省上对此次博物馆的建设非常重视，但提供的资金仍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张润棠一行人赴北京请求国家给予资金上的支持。1992年7月13日他们到达了北京，经过国家文物局和国家计委的协调沟通后，国家计委下达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文物库房补助资金50万元、周原博物馆库房建设款50万元。后来，继续争得国家补助资金，总计达500万。这极大地促进了青铜器博物馆建设工程开工兴建。
1994年1月，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主体工程正式开工兴建，可是整个建设过程并非一气呵成，中间由于资金问题，导致工程三次停工。工程的柳暗花明之时在1996年的8月底，市建设银行同意贷款259万元。资金到位后，博物馆加快了建设，终于在1997年12月15日，主体工程完工。内外装修和设施配套的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连续工作下，不到五个月就全部完成。到8月25日，建筑脚手架全部落下，一座崭新的建筑矗立在宝鸡大地上，恢宏大气，庄严厚重。1998年9月8日，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开馆仪式，以《周秦文明之光》命名的青铜器主陈列迎接观众，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成为古陈仓一座青铜艺术的宏伟殿堂。
张润棠在此次博物馆的建设中既是领导者的身份又是行动者的身份，出于对工作的负责认真，又出于由衷的对文物的热爱，他在博物馆建设的十年的时间里，无不每时每刻为其操劳，而当一个完美的建筑艺术品被造就出来后，这一切的努力都化为一个词“值得”。张润棠将自己在整个过程中的感受情愫凝结成一首七律：
宝鼎飞来渭水边，梦乡萦绕十二年。
春寒四度呵霜雪，夏暑八番舞雨烟。
展示周秦情切切，弘扬华夏意绵绵。
周文秦穆接家信，当贺佳期慰九天。
尤记荣幸经历
1986年12月“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前夕，骊山风景区的“捉蒋亭”更名“兵谏亭”。张润棠说，1983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离休干部赫鲁给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若冰同志来信，对骊山“捉蒋亭”的名称提出意见：“窃按亭名‘捉蒋’，大未深体党意”，“根据党中央今日之统战方针，重在台湾回归大陆……然（此亭）仍袭用原名，以俟研考”。为此，文艺处奉命即作有关调研。鉴于这个亭名，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外一些游客提出异议，纷纷建议改换之，社会各界应该有一个公允的评价。讲到这里，张润棠先生说了一个插曲，当时访问了一位当年参与事变的东北军老兵，他讲，发动事变时蒋介石跑到了后山距离现在的“兵谏亭”不远的一个山洼处，当部队组织搜山找到时，满山高呼“万岁”之声，蒋介石依然一副领袖的威严姿态，而非现在大多数浅显了解人想象的狼狈情形。经过一番调研之后，张润棠起草了“关于骊山‘捉蒋亭’更名的建议”送阅件。
1990年，张润棠陪同亲戚游览临潼华清池之时，看到已改名的“兵谏亭”，他伫立亭前，回顾参与当初调研往事，感慨难已，他觉得这不仅是他的荣幸，也算尽到了职责。
说到宝鸡是炎帝故里、周秦王朝发祥地，张润棠为自己能在古陈仓大地做一个文物工作者感到无比庆幸。他曾多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解宝鸡青铜器，而感触最深的是2004年7月2日，为中央军委江泽民主席参观《盛世吉金——宝鸡眉县杨家村出土青铜器特别展》做讲解。他对我们说，承担这次讲解是一件很幸运的机遇。那时，他刚外出考察回来，就接到宝鸡市委秘书长来的电话，让他派两人到省上接受工作任务，等到派出的同志回来，他才知道是中央军委首长在陕西视察期间要参观宝鸡新出土的青铜瑰宝。他还说荣幸地为江主席讲解的任务是省委书记指定的，因为两个月前他给李瑞环主席一行讲解时得到一致赞赏。为作好这次讲解，他做了充分的案头功课，因此在讲解中既全面又简约地讲述了这批“旷世瑰宝”“宝中之宝”，并且对江主席的询问都回答得明晰得当。陪同参观的曹刚川副主席伸出大拇指说“专家，你讲得好！”
张润棠对我们说，这次特别展是利用省历史博物馆贵宾厅布置的，事前已告知首长这次不题词，但他们仍然希望准备了“参观宝鸡青铜器展览”的字样，起码请首长签个名吧。但当江主席走出展厅，见省历史博物馆已摆好题词的台案，遂上前毫不犹豫地提起笔来。这一下让宝鸡的同志急了，按秘书长提示，张润棠先请示省委李建国书记，然后拿上李书记同意而书写的“青铜之乡”字稿，请市委领导过目，市委书记看后加了个“器”字。当江主席拿着这个字稿，笑着说问：“是写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啊？”，随后饱蘸墨汁挥笔写了五个大字“青铜器之乡”，又题了上款“参观宝鸡青铜器展览”和落款“江泽民二ＯＯ四年七月二日”。得到了江主席的墨宝，宝鸡的同志十分高兴，张润棠更是兴奋。他觉得总算是不负众望，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对这一历史时刻，他还在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写成了一篇纪实文章，题目是江主席所说的“感谢宝鸡人民，让我看到这么多青铜瑰宝！”张润棠说这是学以致用、尽职尽责的一次最为满意和幸福的经历。事后他赋七律一首：
盛世吉金四海闻，主席评点镐京人。
幽王昏暗诸侯叛，褒姒谗言社稷沦。
单氏凯旋君赐酒，宣王赏识宰恪勤。
千秋国史铭文记，铜器之乡美誉真。
史话周秦晖光
“校友是学校的金字招牌”，西北大学党委书记王亚杰如是说。
渭水之源，秦岭之麓，孕育了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古老的土地蕴藏着华夏族早期的记忆。这段记忆历久、珍贵。这段记忆脆弱、深邃。铜、铅、锡有幸成为记忆的载体。尘封在松软的黄土下，等待着炎黄子孙的追思。
张润棠先生作为老三届学生，既有敢于担当的胸怀，又具有深厚的史学储备，自西北大学毕业之后，围绕着宣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守护国家文物瑰宝而开展工作，立足于基层一直在为宝鸡为陕西竭诚服务。
文物博物馆事业是孤单的、是繁琐的、是艰苦的。张润棠先生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培养的第一批专业人才，为文博事业倾其所有，不计得失。这一批人才的意义和价值同样重要，这即既是中国现如今的知识层基础，又是知识层的构造者。可以说，以张润棠先生为代表的这一批人才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摸着石头过河，为后人探索着新的道路。这是一种伟大的创新，是一种无畏的挑战，是新时代的开拓者。
文革结束后，草木皆灰，百废待兴，国家各项工作亟需建设与发展，文化事业亦急需重建。或是机缘，或是选择，张润棠先生回到了第二故乡宝鸡。宝鸡是炎帝故里、周秦文化发祥地，他为自己能作为一个文物守护者而庆幸和自豪，并为之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对宝鸡的历史了如指掌，对宝鸡的文物如数家珍，对宝鸡的一草一木皆有感情。“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宝鸡大地见证了张润棠先生的过去。
张润棠先生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不忘初心，完成本职工作之余，笔耕不懈，先后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书作8部，主编《宝鸡文博》8期等；退休以来，担任宝鸡市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副总编、宝鸡市政协第十届文史员、市老科协文史咨询专家等，十年来撰写出版文史著作6部，发表论文多篇。以上论著总计约480余万字。他又担任《宝鸡历史文化丛书》统编组主笔，圆满完成一套12册的任务，计约210万字。他的诗词集《竹林集》正在校对之中。在我们采访结束时，他非常热情地将自己写的多部书作送于我们，并且开玩笑说:“闲暇时，就当放松看看哦。”随后邀请我们一行参观了新建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文博事业发展道路还漫漫无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张润棠先生作为学人，用实践开创了理论，作为学长，用时间立了榜样，作为游子，用脚印诉说着故事。